【本期人物】Randall Rader，Rader集团创始人，前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清华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同济大学客座教授。曾担任知识产权法官超25年，创设了“最小可销售专利实施单元”这一知识产权领域重要概念。还曾担任过美国参众两院多个委员会、多名两院议员的法律顾问/主任。自1988年起开始在高校教授法学课程，至今在华盛顿、西雅图、圣克拉拉、曼谷、首尔、东京、慕尼黑等地的一流法学院都曾开设全学分课程。
Randall Rader
对于全球知识产权人而言，Randall Rader这个名字即使不是无人不知也相差无几，他创设的“最小可销售专利实施单元”（SSPPU）概念更是无人不晓。当他走进房间与我们面对面交谈的时候，他的幽默和渊博与他的成就一样，轻易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言谈间对生活和事业的热情。谈起他全世界的学生、他的音乐梦、甚至他家里的草坪，他语气明快而滔滔不绝，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年逾古稀的人。卓越人物的故事往往因其高度而引人入胜，而聆听Randall Rader的人生故事则同时会为其精彩与活力所感染。
青少年时代：音乐、网球与离家就学
Randall Rader出生于教师家庭，父亲教体育，母亲则是音乐老师，这也成为他两个伴随终身的兴趣的来源。高中时期，他就非常喜欢打网球，据说表现还非常不错。时至今日这一点也没有任何变化，“我现在还在打网球，我现在仍然想打温网。但是我现在连我们本地的俱乐部这种比赛都拿不了冠军了，所以我想短时间内我进不了温网了。”Rader 仍旧不忘幽默地调侃道。
他另一个经常聊起的兴趣就是音乐，他常常开玩笑说他的梦想是登上《滚石》杂志的封面。与网球一样，如今他除了对自己的实力没有那么自信外，热爱并没有丝毫消减。“我还跟我的一个朋友说，现在人工智能弹吉他可能比我弹得还要好，但我还是更喜欢自己弹。”他笑着说。
青少年时代的Randall Rader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他甚至曾经在周末爬上过电视塔，那可是违法的！为了上不同的学校，他还常常搬去不同的地方，从俄勒冈州到犹他州再到弗吉尼亚州，尽管由于时光太遥远他已记不清每次转学的原因，但他坦言：“我其实一直都想要离开家去上学，所以我就选择去了犹他州，包括后来到东部去上法学院。”
另一个促使他离家求学的动力是他对不同文化和地区的兴趣，这一点也是他18岁时选择到芬兰的原因之一，正是在芬兰居住的日子让他将法律放在了自己未来事业规划的蓝图上。有趣的是，远行的兴趣同样对他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年轻时旅居前苏联一些地区期间，他遇到了他的妻子，一位美丽的乌克兰女士。提到他的妻子，他忍不住笑说：“所以，我是不会跟乌克兰的女人有任何争论的，因为我一定会输。”
事业起步：从繁忙的日程开始
虽然已经决定未来从事法律事业，Randall Rader大学却没有选择法学专业，而是听从他人的建议学了英语。因为学英语的优势在于准确理解文本本身，这种能力与法律所要求的精确语言恰好相得益彰。
1974年，当Rader从杨百翰大学毕业之后，成功获得了一份法律相关工作——一位众议员的立法助理。当然，这与他的努力同样分不开。当时Rader住的地方离众议院的办公地点非常近，于是他逐个敲门发送简历，希望获得面试机会，幸运的是他真的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就这样，他的法律事业从众议院开始了。
对于Randall Rader来说，那是一段相当繁忙而充实的岁月。就在担任众议员立法助理期间，他获得了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法学博士学位。与此同时，他还在做另外一份工作——一栋公寓楼的居民经理。
在他口中那段忙碌的日子生动重现：“当我打扫大厅时，我会把我的法律书放在吸尘器上。有时有人从门里出来，我的吸尘器就会打到他们，因为我在看书。”
他同时打两份工的理由则相当“接地气”——赚钱。因为他的家庭并不富有，他父母需要支付他的兄弟上学的费用，所以他需要自己赚钱付法学院的学费。
继第一份立法助理的工作后，他又担任了另一众议员的顾问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立法主任。随后，他担任了参议员Orrin Hatch的法律顾问，由于Orrin Hatch当时在多个参议院小组委员会有任职，所以Randall Rader同时担任了多个参议院小组委员会的首席法律顾问/法律顾问，其中包括专利、商标和版权小组委员会。那是他第一份知识产权工作。这并不是说他从此开始专注于知识产权，真正让他投入知识产权领域的还是之后的法官生涯。然而，在参议院的工作为他之后的知识产权工作奠定了基础，因为其中不少内容与知识产权有关，比如，他与参议员一起制定了专利相关立法《Hatch—Waxman法案》，一起建立了联邦巡回法院。
彼时正值联邦巡回法院草创期，Orrin Hatch正是推动巡回法院建立的领导人之一。Randall Rader顺理成章参与到联邦巡回法院的建立过程，尽管他不可能知道自己后来会成为该法院的首席法官。期间还有个有趣的细节，在最初的设想中，联邦巡回法院将会聚焦税务相关的裁定。但在法案的反复修订过程中，处理税务相关问题的律师反馈不希望针对税务问题只有唯一的上诉法院，反而处理专利的律师希望有唯一的上诉法院，这个法院的焦点随之转向专利。
法官生涯：经典案例背后的知识产权理念
1990年，Randall Rader被老布什总统提名担任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从此开始了他最为人所熟知的一段职业生涯。在他担任法官及首席法官期间，恰是美国知识产权诉讼的高峰期。联邦巡回法院非常繁忙，他做出的很多裁决都会对市场产生巨大影响。他谦逊地说：“当然我并不确定我所有的裁定都一定是正确的，但是至少我当时真的非常努力。”
在此期间，留下多少知识产权领域的经典案例已经很难计数了，而其中最著名的案例之一无疑是康奈尔大学诉惠普案，在该案件中他创立了“最小可销售专利实施单元”的概念。
“当时专利权人已经证明了侵权应该要获得损害赔偿，但是对于损害赔偿的裁决，我只能是基于发明本身的价值，而不能基于整个计算机的价值。”他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当时美国知识产权界围绕损害赔偿法的维度有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国会已经考虑修订法律以改革专利案件损害赔偿的规定。Randall Rader的裁决恰到好处地澄清了相关问题，国会便不再需要修订法律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Randall Rader支持以最小可销售专利实施单元作为专利许可的唯一计价基础。“我们通常所说的销售价格是指这个部件生产过程中的材料以及人工的成本，但是有时候一项发明所带来的价值远超于这个最小可销售单元的价值，所以在实施这个概念的时候，也需要考虑实际的背景。”
事实上，相对于计价基础，Randall Rader在专利诉讼裁决中更关注价值本身：“许可费的基础实际上是确定发明价值的公式的一部分，但是在裁决的过程中，你需要更多地关注于发明的价值与涉诉产品的价值之间的区别。”
或许也正是因此，不少人将他评价为“专利权人友好者”，同时他也获得很多作为实施人的科技公司的盛赞。对此，他颇为自豪：“我非常高兴我能够为所有不得不将他们的争端诉诸联邦法院的群体服务。”
毫无疑问，作为法官的Randall Rader获得了普遍认可。2010年，在前任首席法官退休后，他继任成为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
正当他的法官事业蒸蒸日上之时，2014年，他的事业遭遇了“黑天鹅”事件。当时，他为一名律师写了一封表扬信，尽管他本意只是向律师本人及其所在律所传达赞扬之意，但该律师及律所却将Randall Rader的表扬信大范围对外使用以吸引客户。在美国，不利用司法职位的威望促进他人私人利益是法官必须遵守的道德义务。这一事件由此将Randall Rader陷于违反道德义务的嫌疑之地。
不过，该事件并非Randall Rader辞去首席法官职位的主要原因。据他透露，那时美国两大专利协会——AIPLA和IPO都在选任协会负责人，Randall Rader确信自己会被其中一家选为负责人。如此一来，他的薪酬将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同时会有机会向参议院做一些相关游说工作。但由于一些误解，他错失了那个机会。
于是他决定离开，创立Rader集团。65岁的Randall Rader开启了自己人生又一新篇章。
新篇章：年龄不是限制，精彩更胜往昔
“对我来说年龄不是限制，但是当然我是参加不了温网和法网了，但是无论我能做什么，我都会以极大的热情继续做下去。”
与这句话正相印证，翻开新篇章，Randall Rader的人生只是更加丰富、精彩了。如今的他依然在帮助人们解决争端，以仲裁或调解方式。同时，他也会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还在美国之外做专家证人。此外，他在美国、日本、英国、中国等地高校均有课程开设，说门生遍及全球也不为过。而且，如今他有了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当他兴致勃勃聊起在家修剪草坪的细节，恍惚间仍是当年那个活力四射的少年。
所有这些事情中，Randall Rader最爱的无疑是授课。早在三十多年前，他还在参议院任职时就已经开始在华盛顿的法学院开始授课，他在清华大学授课也已有15年之久。
“能够看到这些年轻的学生对于知识产权这个领域，像我这样保有热情，对我来说是一大乐趣，同时也是一大动力。”他补充说，“现在我也会到处做一些演讲，经常都会在我演讲完之后，观众中有一个人过来找到我，跟我说他曾经是我的学生，是哪一个学校的，这样的事情也会让我觉得充满乐趣。”
值得一提的是，还曾有学生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成功转行知识产权。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有一名学生上了他的课之后决定从事知识产权领域的工作，但没有相关的学位。于是这名学生请求法学院允许他攻读联合学位，却遭到拒绝。Randall Rader便与这名学生一起拜访了校长，最终说服学校改变了政策。顺利获得联合学位的该学生果然进入了知识产权领域，后来做到了一家医药公司的副总裁。而这只是众多有着类似经历的学生中的一个，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Randall Rader经历的类似故事不胜枚举。
“我希望他们这一代做的比我们那一代要好。”这是Randall Rader对新一代知识产权人的期望，或许也是他孜孜不倦投入教书育人工作的原因之一。
谈到这个话题，他没有定义做得“好”的标准，不过给了一个“反例”——欧盟标准必要专利监管新规草案。在他看来，“通常，最好的规范其实是没有规范。市场会帮助挑选赢家、输家以及强有力的观点。政府过多的参与实际上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企业在追逐自我利益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达到两种对立的利益之间的平衡，只要没有外界影响。”
尽管他的观点并非所有人都同意，甚至很多人反对，但他谈起知识产权始终如一的热情和专业无疑是每个知识产权人都该保有的初心。
